第四章 文明中心

第十章 世界的地平线

第五章 技术革命

  “文明中心”是一个希腊语词汇。自从古代希腊世界从它最初横跨爱琴海的领地首先向西,继而向东进行扩张以后,这个词汇便开始在古代希腊流行起来。古代希腊向西的扩张达到欧洲和西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以及欧洲最大近海岛屿不列颠岛。随后,其向东的扩张达到了中亚和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并推翻波斯第一帝国,为希腊人向东方扩张开辟了道路。正是在古希腊历史上的后亚历山大时代,“文明中心”一词开始流行。它的字面意义是“有人居住的世界”。但发明并使用这一字眼的希腊人所指的有人居住的世界,实际上仅限于这个世界中为所谓“文明”社会所占据的那些地方。直到现在,这些社会中的成员还把自己称作“文明”社会,而我们人类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和耻辱已经告诉我们,文明从来就不曾完全兑现过。它仅只是一种努力或一种抱负,而这种雄心勃勃的志向,始终就没有达到。
  这个词汇的本来意思十分有限,它不仅忽略了居住在文明社会边缘的野蛮民族,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文明中心,也仅只包括那些希腊人所熟悉的文明社会。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人就已经隐约地知道有一种“北方”文明,一条横穿欧亚平原的小道把它和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诸城邦连接起来,而欧亚平原正是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的大陆腹地。我们可以猜到,不管它的名称是指什么,所谓“北方”文明,并不在“北风吹来的方向”,而是位于欧亚大平原东部,实际上就是中国,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他们称做“赛利斯”或“希娜”。
  在希腊——罗马世界大部统一于罗马帝国的时候,丝绸通过陆海两路输往这里。但住在旧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个所谓“文明”民族,对于对方的存在仍然所知甚少。汉语中与希腊语“文明中心”相对应的说法是“博天之下”,但对中国人来说,位于大陆西端,与中华帝国不相上下的大秦帝国,就象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说的赛利斯或希娜或极北之国同样地模糊不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相互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先是由于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平原全部结合在庞大而短暂的蒙古帝国之中,双方建立了暂时联系;随后是由于西欧民族从15世纪末以来征服了海洋,这使双方永久地建立了联系。至于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地带的文明,直到哥伦布在大西洋的美洲沿岸首次登陆后,才为旧大陆两端的居民所知晓。但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也许早在基督教纪元初年就已盛开了“古典”之花,而这些程度较高的美洲文化,至少在中美洲地区,也许早在除苏美尔——阿卡德和古埃及以外的旧大陆任何一种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早已进入了早期的“形成”时期。
  就“文明中心”一词的“人类居住地”这一字面意义而言,文明中心的实际范围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文明”世界大得多。但也可以看到,文明中心虽然广阔,却比生物圈小得多。生物圈表面大部分覆盖着海洋,大气层也占去生物圈的大部分体积。人们相信,海洋是生命的起源之地,那里现在仍然生活着各种动植物;自从人类祖先变成陆地动物以来,人类就不再象他们的哺乳动物伙伴鲸和海豚那样生活在海里,甚至也没有象他们的另外两种哺乳动物伙伴海豹和水獭那样成为两栖动物。他们发现了怎样以舟楫之利横渡江河湖海,怎样潜入海中而并不潜得很深很久。然而,人类无论在水上还是在水下都只是一个旅行者而不是居住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水栖类动物。在公元20世纪,人类还发明了飞机,但在空中飞行方面,昆虫、鸟类和蝙蝠早就抢在了人类前面。然而,不管是蝙蝠、鸟类、昆虫还是人类,都不能象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生活在水里那样生活在空中。任何生物在空中都只是一个旅行者。有翼动物飞来飞去捕食谋生,但它们在地面或水面上不能没有一个活动基地。即使燕子也得栖停在哪怕是电线上,并构筑泥巢来哺育幼雏。
  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居民,在从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旅行之际,可以横渡生物圈内的各处水域,现在甚至还可以穿越大气层。但是,人类的文明中心至今仍然全都位于生物圈的陆地表面上。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还远不如陆地表面那样辽阔,而且它在陆地上的范围还在不断波动变化。目前发生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即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与热带雨林北部边缘之间的热带草原地带的致命的旱灾,正在引起这种波动。这种波动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和气候变迁所引起的,目前人类对此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类的活动引起的,这种活动既有蓄意的,也有无意的。决定着文明中心发展的非人类的力量,直到最近的1万-1.2万年内还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
  在地球的历史进程中,地球结构中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变化历来非常巨大。在生物圈出现之前地球存在的最初的漫长阶段中,这种变化也许是最为剧烈的。埋藏在地壳各层中的动植物化石碎片表明,现在的温带地区或靠近极地的地区,过去曾是热带气候。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地质时代中,这些地层曾经是地球的表层。引起这种地区性的气候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可能是地轴曾改变过方向,现在的南北两极过去可能在赤道上或靠近赤道。倘若如此的话,则很难想象,地球是怎样保持其旋转规律及其椭圆形轨道的,这种改变引起的地球运动姿态的变化为何未将地球抛出它的轨道。另一种可能是各个大陆曾在地球表面上发生漂移,就象木筏漂在泥潭上,而不象石块固定在岩石上那样。大陆漂移理论和两极转移理论都引起了争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证实这些理论,但大陆漂移理论在某种形式上似乎正在得到人们的信服。它与两极转移理论不同,并不认为整个地球都改变了方向,只是假设地壳的构造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种理论受到人们的赞誉。
  尽管如此,热带化石神秘地存在于现在的非热带地区,这个问题发生在人类产生之前数百万年的地质时代。人类出现时,生物圈中的气候现象正值一系列冰河作用与消融交替进行的时期。这个时期距今约200万年,属更新世。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冰河作用(尚不能轻率地认定它是最后一次,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结束,开始了现在的消融时期。
  在冰河时期,冰冠覆盖的地区只是生物圈内陆地表面的一小部分。冰河地带大都位于两极地区。在赤道附近一些高山上也有一些孤立的小块冰河地带。但是,局部的冰河作用却曾一度夺去文明中心的片片沃土(例如斯科讷、丹麦的岛屿、米德洛锡安和凯斯内斯)。自从有人耕种以来,这些土地一直产量很高。此外,一些地区的冰河作用改变了海洋和陆地的比例,扩大了陆地的范围。大量的海水暂时聚积起来,并冻结为冰冠,使全球各地海平面都明显地下降了。浅海海床由于海水退去而变高变干,狭窄的海域更加狭窄,一些海峡甚至变成连接两岸的地峡。就海洋的平均深度,以及地球表面海洋与陆地的比例来说,这种局部冰河作用的全球效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就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机会而言,它的作用则非常巨大。在那个时期,人类行走的唯一工具是他的双腿,造船和航海的艺术还处在婴儿期。
  海平面的暂时下降,为人类移居带来了便利条件。即使如此,早期人类扩展文明中心的能力在现在看来也足以令人惊叹。这是因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我们相继发明了各种机械化运输工具,机械化的船只和火车,以及机械化的汽车和飞机。但只要想到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也曾建树过相应的功绩,向亚洲及其一些半岛和岛屿以及美洲进行移民活动,我们就会觉得人类的扩张其实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人科除人类外,人类除智人外,谁也没有从东非赤道地区和东非南部通过海路到达过美洲。可能正是在非洲的这些地区,人类第一次与他的表兄弟大类人猿发生了分化。前哥伦布时期所有的美洲人都是一种智人的后代,这种智人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经由陆路从欧亚大陆来到美洲的。那时在亚洲的东北角一度曾有一个地峡与美洲相连接,这个地峡随后就被白令海峡淹没了。只有后哥伦布时期的美洲人及其北欧先驱是从欧亚大陆西北角超过大西洋来到这里的。
  如果智人与现已灭绝的其他类人动物一样最早是在东非赤道地区出现的,他们从那里徒步跋涉到火地岛的地理距离无疑是漫长的。但是,这一旅程的时间跨度也同样漫长。而且,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是运动性的,他们不象生物圈内多数植物那样根植于地上;即使植物的分布也与动物同样广泛,尽管多数植物靠昆虫或风为媒介传播。无论如何,石器时代人类扩张的范围是惊人的。至少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之际,人类就已经到达火地岛和澳大利亚。尽管那时的海平面处于最低状态,从亚洲到澳大利亚的陆路仍然会被婆罗洲到西里伯斯之间一段30英里宽的海域阻断。石器时代人类最惊人的力作是向波利尼西亚包括复活节岛移民。在过去500年中,西欧人及其海外殖民者探索了生物圈的整个表面。他们甚至到达了南北两极。但他们发现,除两极外,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无人居住的。
  在灵长目中,只有人类褪去了身上的皮毛。在人体表面,只有少数地方覆盖着毛发。在没有树木屏障的热带,人类的躯体裸露在烈日之下,在温带或靠近极地的地区,他们的身体暴露在风霜之中,他们需要以手工制作的毛皮衣服裹身。以猎捕海豹为生的爱斯基摩人和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身上都穿着厚厚的衣服。爱斯基摩人穿着兽皮,贝都因人则穿着羊毛外套。对火的掌握,使人类能够把文明中心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今天,人们利用现代技术,把开发区(即使不是居住区)一直扩展到苏联和加拿大最北部地区。
  格陵兰以及更大的南极大陆内地是冰冠覆盖的地区。这些地方至今仍然处在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一些热带雨林地区,白雪覆盖的山地和极其干燥的沙漠地带也是如此。但人类生存的气候范围似乎比其他灵长类更为广泛。横穿深深切入埃塞俄比亚柔软的火山土壤中的大峡谷,你可以从温带高原地表逐渐下到一个猿猴群居的高度;但在到达谷底之前,你早把猿猴聚集的地带留在身后,又会下到一个热得使猴类难以存身的深度。但在埃塞俄比亚,从温带高原到热带河床,没有任何高度是人类不能居住的。最近的一次冰河在距今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消退。从那时以来,文明中心的范围和结构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生物圈中适于居住的陆地表面包括一个单独的亚洲大陆和该大陆所属的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其最大的几个半岛是欧罗巴半岛、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如果印度支那半岛从马来亚连续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就将是上述四个半岛中最大的一个。实际上,它的中部地段塌陷下去,局部地带沉在水下,因此,现在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彼此分离,被一系列海峡和岛屿组成的迷宫——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狭窄海域分割开来。亚洲大陆的三个最大的近海岛屿是非洲和南北美洲,最远的岛屿是南极洲。非洲通过苏伊土地峡与亚洲相连,南美洲通过巴拿马地峡与北美洲相连。人造运河开通后,这两个地峡已经变成了两个人工开凿的海峡。最重要的天然海峡是马六甲海峡,它是联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
  如果要从文明中心的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运送乘客或货物,其最佳交通孔道处于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因为最适于传导的物质成分是空气和水域。人类可以穿越这些物质成分,但无法栖息其中。在19世纪发明蒸气驱动的火车之前,利用可以通航的河流和海面进行水上运输,要比陆路运输快捷便宜得多。在铁路出现以前,人类用陆路旅行和运输的唯一动力是人畜的体力。另一方面,早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前,人在水面挥舞船桨竹篙时,就已在利用风力鼓动风帆而使他的体力得到补充。风力是人类所利用的第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却也第一个被人类抛弃。当其他无生命的自然力被用来运转机器时,风力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在水上运输时代,主要交通路线是由生物圈的水面结构决定的。最理想的海上通道是海峡(例如,除马六甲海峡外,还有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狭窄水道、直布罗陀海峡、多佛尔海峡以及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狭窄水道)。最有效的内陆水路是水流平缓、可以通航的河流。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尼罗河的这一河段,帆船既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扬帆上行,因为埃及以刮北风为主。此外,在埃及得到开发后,所有的居民点、耕地甚至采石场都未曾远离可以通航的水路。发明火车之前,埃及的交通手段优于其他任何同等大小的国家。
  在水上运输时代,能够从一处海域或一条通航河流到另一地之间进行水陆联运的地方,是陆地上文明中心的要冲。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在尼罗河与红海沿岸之间,有一条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端经由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的短程陆地运输通道,在上埃及从科普图斯经由瓦迪哈马马特到奥德库赛尔,即莱夫科斯利门,还有另一个陆地运输通道。实际上,红海和地中海之间跨越苏伊士地峡的水陆联运通道,只是一条更为广阔的水陆通道的一部分。这一通道西抵埃及,东达伊拉克,中间被大西洋回流的地中海,与印度洋回流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楔进的一块极为狭窄的陆地隔开。从地中海经尼罗河通往红海的通道之外,还有一条经幼发拉底河通往波斯湾的通道。
  这种独一无二的交通条件使埃及和西南亚成为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这一地区成为新石器文化以及两种最古老的文明的诞生地也决非偶然。另外两条水陆联运通道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流入波罗的海的诸河流与流入里海和黑海的诸河流之间的水陆通道,以及长江、淮河、黄河和北河之间横跨华北平原的水陆通道,大运河的开凿使之成为一条水上通道。但是,由于中国和俄国这两条水陆联运通道处在旧世界大陆中心的边缘,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要比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中央通道略逊一筹。
  在埃及和西南亚这一关键通道内,交通集中在两个“环行岛”上。一处是北叙利亚,位于幼发拉底河西部边缘与地中海东北角之间;一处在现在的阿富汗,横跨兴都库什山的一段山脉,联接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盆地与印度河上游盆地的各个山口,这条通道使这一山脉得以通行。北叙利亚通过陆海两路与埃及相连,通过海路与地中海及其回流水域沿岸所有地方相连,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在陆上通过西里西亚山口、横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欧洲相连;陆路沿幼发拉底河两条河源最北部的谷地上行,与威海海口乌浒河-药杀水及印度相联;顺幼发拉底河下行通向波斯湾、印度洋,并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太平洋相连。阿富汗经里海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北叙利亚相连;沿药杀水下行,越过欧亚太平原与伏尔加河流域相连;通过新疆与中国相连;穿越苏莱曼山脉与印度相连。
  在火车和飞机相继发明以前,会聚在这两个“环行岛”,并由此通向四面八方的交通,在一切可以利用河流与海面的地方,尽可能地利用了舟楫之便。在机械化时代开始之前,行人或货物一旦需要陆路旅行,人类就不得不受到地形的支配。山脉尚可以征服,可以穿越;热带森林却尤其成为障碍;大平原则得天独厚地便利于通行。的确,在人类驯化了驴、马特别是骆驼等牲畜后,彼此相连的三大平原——欧亚平原、阿拉伯平原和北非平原就几乎象海洋一样可以畅通无阻了。有了骑乘牲畜、负重牲畜和拖曳牲畜的帮助,人类就几乎可以象穿洋过海一样迅速地穿越大平原。但是,穿越海洋和大平原同样都需要组织和纪律。一支商队就象一艘船一样需要一个船长,人们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在进入机器时代以前,即使将海洋、通航河流和大平原都用来作为联系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交通渠道,人类交往的手段也仍是匮乏的。但即便在这种匮乏的条件下,一些帝国仍然成功地建立起来,并得以巩固。而遣使劝化一切人类的各大宗教赢得并保持信徒的数量,其影响的范围则比一切世俗帝国所统治的地区更为广泛。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哈里发国,以及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人类意志克服自然障碍的丰碑。但是,这些成就的局限性也揭示出直到19世纪人类发明机械化交通工具之前人类社会交通范围的有限规模。
  人类语言的繁杂,是机器时代开始之前人类交往手段匮乏的有力证明。在文明中心内不同的地方流行着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语言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才能。从未听说过没有语言的人类社会。这两个事实暗示,在智人从东非赤道地区(如果这是智人最早的诞生地的话)分散到生物圈陆地表面各个地区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一定已经开始朝着能够掌握语言的方向前进,但这种潜在能力尚未获得充分发展。这种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与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类不同,这些语言彼此之间却没有明显的相近之处。当然,我们通过骨头和工具以外的其他遗存了解的人类,都属于唯一生存至今的种属。我们不知道,也尚未发现过,人类或人科中的其他种属是否也曾经有过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是否仅为智人所独有。
  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范围。
  在外部入侵者开发西非热带森林之前,当地同时流行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每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极其狭小。被几英里森林分隔开的两个村庄的居民,无法通过口头语言相互交流。他们在彼此交往时使用的是哑语。现在西非广泛流行的口头语言都来自外部,例如来自北非平原的豪萨语和来自海岸地区的法语和英语。
  与森林的重重屏障不同,海洋把马来语向东北方向带到菲律宾,向西南方向传送到马达加斯加。海洋还把波利尼西亚语传遍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直到远离大陆的复活节岛和新西兰。地中海曾把布匿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传遍沿岸各地,大西洋则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从西欧传到美洲。大平原也能象海洋那样把语言传到遥远的地方。首先是印欧语系,其次是突厥语系,都穿过欧亚大平原,传播到远及大陆东西两陲的沿海地区。阿拉伯语则穿过阿拉伯半岛,越过北非大平原一直传到大西洋沿岸。
  人类的传教活动、军事征服、政治组织和商业贸易等行为,加强了语言通过自然手段进行的传播。政治上弱小的阿拉米诸部落被亚述人所征服,但阿拉米语言却传遍了西南亚各地,阿拉米字母甚至远传到蒙古和满洲。这是由于亚述帝国和第一波斯帝国将这种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和摩尼教也将它作为宗教祭祀语言。另一方面,希腊语曾经成功地取代阿拉米语,成为西南亚和埃及的通用语言,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军事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结果。军事征服还曾使拉丁语系诸语言向东传到罗马尼亚,向西南一直传到智利。而拉丁语小小的原始领地,不过是意大利台伯河的下游地区。
  在文明中心的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权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如果非洲赤道地区和非洲东南部的确是人类和智人的摇篮,那么在最初的时候,东非的边界也就是文明中心的边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以前,文明中心已从东非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人类已经开始向美洲移民。在这一阶段,北欧冰冠的南部边缘地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这次冰河消退开始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在这里发现了充足的猎物。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欧洲占有明显的优势。但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资料不足而产生的错觉。如果世界其他地区都象欧洲那样广泛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踪迹,景象可能就不同了。
  可以确定,在新石器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是西南亚和尼罗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新石器时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的冲积平原还没有人类居住,但这一地区却成为苏美尔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到公元13世纪时,这一冲积扇已不再是一个丰饶多产的地区。这时,由于欧亚大平原的通行无阻,由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机动、勇猛和纪律性,蒙古人在不长的两代人的时期内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游牧民族暂时统一在蒙古人的号令之下,征服了欧亚大陆的整个腹地,只有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其后,在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内发挥主导作用。他们的水手统治了海洋,而海洋拥有比欧亚大平原更为广阔的交通环境。
  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

(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约公元前7万年/4万年-前3000年)

  在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中断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埃及的法老古王国中断大约一个半世纪(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之后,中央集权政体得以重建,这或许比它们当初的陷落更令人吃惊。这种恢复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对这两个帝国来说,中央集权政体的瓦解都曾导致了文明本身的明显崩溃。结果表明,这两个区域文明都比它们第一次崩溃时显得更加坚韧、富有弹性。在它们各自恢复之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又存在了2200年之久,法老埃及文明的存在时间与此相当,甚至更长。然而,到复兴时为止,它们已不再是诸文明中心中仅有的两个区域文明了。其他文明并肩而起。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随着苏美尔-阿卡德人的商业向东北方向扩展,新的区域文明就已经在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诞生。同期诞生于克里特岛的新文明也许不仅仅从苏美尔-阿卡德获得了生存活力,而且还从埃及吸取过精神养料。
  小亚细亚的新文明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一个卫星文明,因为它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借来了一切重要的元素,包括文字符号和某些崇拜的神祗。但是,借来的文字不仅仅用于书写阿卡德语,而且还用于记载本地语;本地诸神也同进口的阿卡德神一起自主自立。
  在新石器时代,地中海岛屿连同它的大陆海岸线已经被殖民化。这些岛屿的殖民化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间隔,但航海技术一经掌握,东地中海及爱琴海沿岸诸岛就成为文明的理想场所。例如,塞浦路斯的铜矿在埃及和苏美尔经济中的重要性就无异于从新石器时代到黄铜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中,黎巴嫩山和阿马努斯山上的森林对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的意义。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文明,无疑是受到苏美尔和埃及旧文明的刺激,但这些岛屿文明的创造力大小是与该地同刺激源的距离远近成正比的。克里特文明受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的影响就不如它自身的独特文明特征明显,而大陆的小亚细亚在文化上则显然受惠于苏美尔-阿卡德。现代考古学家为了明白起见,根据传说中的克里特海洋统治者米诺斯国王的名字把克里特文明称为“米诺斯文化”。米诺斯文化创造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艺术,它除了在地域上相隔遥远的印度河文明的艺术中能找到相似的风格以外,别无同时代的对应物。米诺斯文化还以航海技术见长,它的诞生就归功于此。
  在前金属器时代,黑曜岩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制作锋利刀片的原始材料。它是火山爆发时形成的一种天然玻璃,象锡(将铜冶炼成青铜时必不可少的成份)一样十分稀少。在克里特人和基克拉泽斯人都很容易到达的米洛斯岛就有黑曜岩沉积物,在第勒尼安海中的利帕里火山群岛上也有这种沉积物,但对于从爱琴海出发的水手们来说,它远在另一端的墨西拿海峡。基克拉泽斯水手似乎是发现和开采利帕里群岛黑曜岩的先锋。在争夺米洛斯黑曜岩的竞争中,他们或许为克里特人所击败。米诺斯人尾随他们的基克拉泽斯邻居,进入这片西部水域,并以更大的规模和更繁多的种类在那里经营。因此,到公元前三千纪末,虽然克里特仍处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成熟区域文明的西南顶端,但不仅希腊本土沿岸,而且连意大利东南沿海和西西里沿海都被包括在业已存在的文明区域之内。
  埃兰位于苏美尔东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与较小的卡尔黑河、迪兹河、卡伦河的冲积层在此汇合。那里也曾诞生过一个文明,但可以把它归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或者说它实际上只是后者的一个部分。同埃及人一样,埃兰人也发明了一种自己的文字,它在结构上同苏美尔文字相似,但它却由风格与众不同的独创的符号所组成。然而,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埃兰人也象阿卡德人起初时那样,采用苏美尔文字记录他们的语言。到埃兰被乌尔第三王朝在公元前2113年前后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吞并时,埃兰人甚至曾一度采用过阿卡德语,既用于商业流通也用于政治交往。公元前13世纪,埃兰人虽然重申自己语言的独立性,但再也没有恢复使用独创的非苏美尔文字符号。
  尽管埃兰人在公元前二千纪期间同苏美尔-阿卡德人在政治上接触密切,并长久地保持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直到公元前最后一千年中他们的语言(仍用苏美尔文字书写)仍被作为第一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埃兰文明,或者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埃兰部分,始终是一个未成熟的社会。
  在埃兰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直到最近还没有找到考古学证据,足以证明公元前三千纪期间在这一带存在过任何文明。然而,现在正在发掘一座古城,其存在时间据不同的科学考证介于公元前2900年至前1900年之间。它位于今天伊朗锡斯坦地区的沙尔赫-伊-索赫塔,恰恰在紧临伊朗-阿富汗边界的伊朗境内,这条边界线曾一度与赫尔曼德河原河道的终点相毗连。居民从事农业、畜牧业、金属冶炼(铜)、陶器制造、纺织业和印染业。发掘者们认为,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不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但有证据表明,它曾与苏美尔地区、今天的阿富汗以及苏联的土库曼地区有过贸易往来。在发掘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和更详细的报告发表以前,我们仍然不知就里。我们不知道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的有关起源,或者说它的种种亲缘关系,如果这些关系确实存在的话。
  沙尔赫-伊-索赫塔的发掘工作也许最终会为一个成熟的新文明提供某些线索,它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印度河流域,这个时期正是埃兰文明被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同化的时期,也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小亚细亚诞生的时期。
  印度河文明已经发掘的历史遗存,其分布的地区距苏美尔的陆路距离,大约相当于埃及或小亚细亚距苏美尔的两倍之遥。因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曾受到过来源于苏美尔的任何影响,便是不足为怪的了。在它的文字还没有被辨认和识读之前,印度河文明的起源仍是一个谜。印度文字是否也象法者埃及文字那样,在结构上与苏美尔文字相似,我们尚不得而知。
  然而,在印度河流域,正如在尼罗河下游一样,区域文明似乎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形态显露出来。如果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在东南方通过海路辐射,在西北方通过陆路扩散,那么就不可能不考虑印度河文明也具备由于苏美尔的文化刺激而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就海路距离而言,从波斯湾顶端到印度河三角洲还不及到上埃及红海沿岸的一半。并且,我们知道,即便印度河文明不是发端于苏美尔文明的刺激,但与之有联系则是无疑的。在苏美尔的一个考古地层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刻有印度文题字的图章,其年代早于萨尔贡王朝。由此可以推知,印度河文明至少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存在。
  印度河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这一年代告诉我们,至今仍未破译的文字所承载的语言不是原始梵语,因为携带原始梵语这一印欧语种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入侵者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至少1000年才到达那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印度文题字所代表的语言是否属于早于原始梵语进入次大陆的达罗毗荼语族,或是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中的一种。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传入印度次大陆的年代似乎比原始梵语和达罗毗荼语族都要早。
  文字并不是印度河文明唯一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象形艺术同传统化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艺术相比是自然主义的。已经发现的印度河微雕作品揭示了这一特征。印度河文明的建筑风格,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私人住宅,都给人一种注重实用的感觉。它的蓄水系统、排水系统、浴场和码头可以同罗马帝国媲美,甚至和现代西方的水平也相差无几。灌溉农业作为印度河文明的经济支柱,当然不是它所特有的;同样,纺纱、织布和印染技术的采用以及陶轮的使用也是如此。但是,对给印度河人民提供了纺织原料的灌木植物棉花的培育,则是他们独自完成的。他们也许还是驼背牛(瘤牛)的最初驯养者。
  印度河文明区别于同时代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其他文明的又一特征是它巨大的地域面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两个印度河城市是信德的摩亨约-达罗和旁遮普的哈拉帕,它们相距达400英里,这并不比从阿斯旺到开罗近多少。印度河文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印度河流域本身,它向西延伸到俾路支省东部,向东延伸到古吉拉特,向北则扩展得更远,至少把朱木拿-恒河流域的上游地带包括在内。随着考古勘探不断向东方的进展,印度河文明的遗存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来,它的东部边界至今尚无法确定。
  随着区域文明数量的增加,农业和畜牧业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得到传播,它们从西南亚的发源地传向那些到公元前2500年业已存在的区域文明的遥远边界。在中美洲,至少农业到那时已得到开发,虽然那里的农业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从旧大陆传来,而是新大陆独立发明的。在该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玉米的标本,其年代据估计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前半期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如果前文已经提到的在考克斯卡特兰山洞里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前的玉米棒化石确实是野生的,完全没有经过驯化的话,那么生产驯化玉米的野生植物也已经找到了。但尽管如此,直到公元前2000年,在美洲的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靠农业为生的村社。与此同时,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同它的驯化动植物,已经从西南亚沿着陆地和地中海海岛之滨向西传入地中海沿岸的非洲、欧洲及其内陆。到公元前2500年,这条生命之路更加昌盛,西达北大西洋东岸,包括近海诸岛和南部瑞典。其实,南部瑞典也应属于近海诸岛之一,因为它只有从海路才能到达。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北大西洋边缘到西南亚的距离几乎有西南亚到印度河流域的两倍,但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距西南亚比欧洲大西洋沿岸距西南亚更远。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那就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它是根据今天河南的一个村落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村落被认为是它的典型遗址。但是,它的起源似乎更早,在今天中国最西北的省份甘肃持续的时间似乎更久。彩陶是仰韶文化的独特特征,但它与诞生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乌克兰西部的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很相似,特里波列文化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相似也许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一种历史联系的见证。因为甘肃和乌克兰位于欧亚大平原的两边,而大平原也象海洋一样,是可以交通的。来自西南亚的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也许可以到达横跨里海的欧亚大平原南岸,然后穿过大平原,沿西北方向到达乌克兰,同时沿东北方向到达甘肃。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也许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在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形成的。
  因此,欧亚大平原的这种传导性也许推进了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从西南亚向中国的扩展。在随后的黄铜器时代,太平原无疑促进了印欧语系造语言的传播。印欧语言也许起源于欧亚大平原边缘的东欧某个地区,它们比闪米特语族语言的传播范围更广。今天,东到孟加拉和西伯利亚东部,西到美洲太平洋沿岸都讲印欧语。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南部非洲也有印欧语,虽然这些地区操印欧语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如果说操印欧语的人同操闪米特语的人一样,在他们迁移的第一个阶段来自于大平原,这并不意外。欧亚大平原的传导性给这两大语系诸语言异常广泛的传播提供了原动力。
  最早的印欧语文献记录是印欧赫梯语文献。“赫梯”是根据“哈梯”的希伯来文音泽而翻译过来的名称。在公元前17世纪末以前,小亚细亚东部曾有一个哈梯王国,它用统治者所操的印欧语制作文献,并采用苏美尔文字。可以设想,形成于哈梯地区的印欧语和形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与它紧紧相关的卢维印欧语单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就已经被移民传播开了。
  另一种印欧语是希腊语,它被认为是公元前1900年前后传入希腊本土的。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在希腊本土和特洛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陶器制品,它被不恰当地称作“明洋”陶器。而且有证据表明,在希腊同时发生了一场足以导致该区域文明倒退的大破坏。把这些考古证据汇合在一起,似乎暗示着蛮族入侵者当时曾到过希腊,而这一点如果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些入侵者必定也成为希腊语言的载体,因为对乙种线形文字记录的文献进行破译,表明希腊人在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最后一次蛮族入侵以前就已经使用希腊语了。
  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都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所谓“腭音语言”,它保留了始发的“K”音,而不象某些语言体系中把“K”音变为“S”音,后者由于这一差别被称作“咝音语言”。腭音语言是在印欧语系分布范围的两个边缘发现的。在西部欧洲,古意大利人、凯尔特人、条顿人中间形成的印欧语言同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一样是腭音语音,但吐火罗人(中国人称“月氏”)也讲一种“腭音”印欧语。吐火罗人直到公元前2世纪仍生活在遥远的东方,位于欧亚大平原与今天中国的长城西端相连的地区。
  把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带入小亚细亚的人是从哪个方向到达该地区的,这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没有。他们也许是在西边走出欧亚大平原,经由东南欧,穿过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地峡,然后到达小亚细亚。这条西行路线是他们最恰当的路线,而希腊语肯定是从欧亚大平原通过一条达及黑海西岸的路线带入希腊的。此外,操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的人也有可能在今天的土库曼地区从南边走出大平原,然后穿过伊朗北部,由东面进入小亚细亚。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
  也有人认为,如果卢维人不可能的话,至少赫梯人可以从欧亚大平原翻越高加索山脉,到达小亚细亚。这种看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虽然翻越高加索山的.路线相当近捷,但高加索山本身对移民来说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军队倒是偶尔强行穿过高加索山脉东南端至里海西海岸之间的地区。但是,除了以自己的称谓命名达伊阿勒要塞的阿兰人曾越过高加索山脉的中部地段外,还没有其他操印欧语的人进入过高加索山脉,甚至连它的丘陵地带也未能进入。今天,从里海西岸到黑海东岸的高加索高地均为操非印欧语的民族所居住。在高加索山脉的两边,如今都有操土耳其语和印欧语的民族,但却被居住着非土耳其语和非印欧语民族的高加索地带彼此隔开,分居南北。
  是什么原因促使印欧语系各民族离开欧亚太平原,在一系列移民过程中把他们的语言逐渐扩散到整个地球呢?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小亚细亚是我们最先找到关于印欧语言传播证据的地区。因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就形成文明的地区中,小亚细亚离欧亚太平原最近,而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正是公认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开始移民的时期。看来吸引他们的东西乃是毗邻的文明所具有的富庶,这种富庶使该地区很容易招致蛮族的劫掠。无疑,小亚细亚文明的辐射范围已超过它本身的疆界,因而被文化之光眩惑的蛮族,慕于自己无法企及的丰饶,象飞蛾扑向烛光一样纷纷扑向这种潜在的财富。
  飞蛾的自取灭亡恰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尽管文化繁荣的社会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挡住入侵的野蛮邻人,但报应还是降临到这些入侵者头上。蛮族入侵者的贪婪使他们自食其果。如果入侵者象征服苏美尔-阿卡德的古蒂人那样,最终没有被顽强的抵抗所消灭,那么他们也仅仅只是生存下来与他们的受害者共享穷困。蛮族对希腊的征服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采用了希腊语。

  每一种生物、每一物种中的每一个体,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进行的生存努力,都在影响并改变着生物圈。但是,人类产生之前的任何物种都不曾具有支配或摧毁生物圈的能力。另一方面,大约200万年以前,当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凿成一件更顺手的工具时,这个历史性的举动便表明:总有那么一天,灵长类哺乳动物某一人科种属中的某一种群,将不仅仅是影响和改变生物圈,还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唯有智人取得了控制生物圈的能力。
  在距今7万或4万年之前的200万年中,工具的制造并没有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潜在控制转变为现实。当然,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也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进步。但在这一时代,这些进步是缓慢而微弱的,技术革新取得的成果在文明中心得到均匀地传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中心还不包括美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革新的传播是缓慢的,因为新型的工具是靠从一个社会共同体步行到另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传送的。而且,在这种采集食物的经济阶段,人类的各个社会共同体不能相互比邻过近,因为每一个群体都需要有足够广阔的空间,以便四出奔走,谋取生计。
  而且,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智人这种最成功的种属在内的灵长目动物,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羞于采用新生事物,甚至当他们手中已掌握了新型工具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新型的工具之所以能在文明世界内得到均匀的传播,原因就在于,传送速度虽然缓慢,工具的革新也是罕为发生的。这种革新出现的间隔时间很长,足以使每一种新的工具在下一种出现之前就传遍整个文明世界。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大约开始于7万到4万年前。它是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各种工具的改进不断加快。尽管在局部地区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但在这段时间内,速度不断加快是技术史上的主流。
  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这段时期,传播的速度和革新的速度相互颠倒了一下。一种工具还没有传遍整个文明中心,新的工具又发明出来。结果,世界范围内的整齐划一便成为旧石器时代时期的特征。在后来的时代中,这种整齐划一则变成了异彩纷呈。新的发明还没有从它的发源地传到文明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就在某一地区被另一个新发明所取代。直到15世纪之前,传播的速度赶超不上发明的速度。到15世纪,西欧民族发明了一种新型帆船,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几个月,直抵任何地方的海岸,并能环航整个地球,文明世界的交通水平突然地提高了。
  在最近500年中,工具发明和传播的速度比前200万年大大加快。但近代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发明的速度赶不上传播的步伐。在技术方面,结果都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一致性。
  仕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从亚洲东北部抵达北美洲西北部,并从那里一直分布到南美洲南端。旧石器时代晚期定居在美洲的居民与亚洲失去了联系。也许居住在太平洋沿岸今天的俄勒冈、华盛顿、英属哥伦比亚地区的人除外。在从亚洲东北部向美洲进行殖民与从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向该地进行第二次殖民之间相隔大约2万年。在这段时间内,美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同时代亚洲及欧洲历史的发展不尽一致。此外,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结束以来,对于旧大陆历史各阶段的传统的称谓和断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不恰当的。
  例如,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不仅以把石器打凿成薄片这种技术的进步而著称。这一时期至少还出现了三种开创性的发明:狗的驯化、弓箭、绘制和仿造人类和动物的形体。狗原是人类的对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手们将它驯养为人类的忠实奴仆,这一功绩使人类第一次取得了让动物服务于人类的成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利用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即木料的弹性发明了弓箭,通过拉开弓弦增强肌肉的力量,使射出去的东西比徒手投掷得更远。至于绘画和仿造人兽图形,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视觉艺术作品。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壁画的作者们利用了洞壁表面的凹凸不平,他们画的一些动物图形呈现出浅浮雕的形式。在铁门地区多瑙河右岸的莱潘斯基-维尔,另外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地雕出了纯粹三维的雕像。岩洞绘画可能具有宗教的,至少是神秘的目的。莱潘斯基-维尔的礼拜中心肯定是一处圣殿。莱潘斯基-维尔遗址是采集食物者和狩猎者活动范围的自然边界。可以推测,尽管人类在发明农业以前为了谋生不得不时时迁移,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共同体已经有了某些固定的地点。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到这里,可能是在这里举行公共典礼。也许这些常设的礼拜中心就是常设居民点的前身。
  “旧石器”就是这样一种描述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和成就的不恰当的称呼。更不必说,那个始于最近一次冰河消融开始以后,即大约1.2万或1万年前的时代,被不恰当地称为“新石器”时代。的确,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技术发明,是发明了磨制工具并使之成型的方法。这不仅使工具的形状更符合要求,也使制造工具的人们扩大了原料范围。但是,新石器时代划时代的成就不是磨制工具的艺术,而是使许多动植物得到驯化。而且,新石器时代还发明了纺织和制陶,它们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同样伟大。
  农业和畜牧业无疑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发明。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尽管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它们被商业和制造业夺去了光彩,但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回顾起来,可以把农业和畜牧业看作是使人类技术力量的发展与保护生物圈的福利相谐调的巧妙手段,这种福利是人类和所有物种获得生存的条件。就人类使某些动植物得到驯化来讲,他用人类的选择取代了自然的选择,他为自己的具体目的进行选择,使生物圈日渐枯竭,而使人类日渐富足。人类的谷物、果园、牛群和羊群,取代了许多对人类无用或有害的物种,人类将它们称作“杂草”和“害虫”,一旦有了剪除它们的能力,就将它们加以灭绝。同时,人类要保证他们所驯养的动植物能够生存。他学会了每年将他们的收获物留出一部分,作为下一年的种子,留下每年的羊羔牛犊,补充自己的畜群。而且,他们通过择优繁殖,改变了某些被驯化的物种,这比它们的自然改变来得更快,也更彻底。
  制陶的发明,使文化的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陶器形制和装饰的变化几乎象时装一样快。而且陶器碎片是无法毁灭的,不象旧衣裳那样容易腐烂,后者只有在干燥的沙土或不透气的泥炭沼泽中才能保存下来。因此,在发明制陶到发明文字之间的整个时期,人类住地遗址中逐层分布的陶器碎片是一种最可靠的记时器。对于不同文化的地理分布,它也是一种最可靠的勘测器,还可以指示出不同文化通过工艺的传播、移民和征服而进行的混合与熔化。在旧大陆,在美洲,不同风格的陶器,是理解前文明时期地区文化发展和变异的线索。文明出现以后,在那些尚未发明文字,或不再使用已发明的某种文字、而这种文字尚未得到释读的地方,也同样如此。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多数地区,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取代了旧石器晚期文化。(人们已经注意到,在美洲大陆,来自东北亚的移民创造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沿着自己的路线获得了发展。)在旧大陆,西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通过“铜石井用”阶段的过渡逐渐发展为红铜时代文化。“铜石井用”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同时把铜和石块当作制造工具的原料。实际上,在相继使用红铜、青铜和铁制造武器以及装饰品后很久,人们还一直用石头制作某些最常见的工具。因此,以制作工具的不同材料命名的各种时代,在年代上其实是互相重叠的。实际上,不同地区在不同年代内,当铁取代石头,成为制作农具和非陶制家用器具的时候,新石器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
  在把野生动植物驯化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同时,人类发明了冶金术。这是人类技术实践的杰作。冶金术是一连串发现的最后产物,其中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富于智慧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首先注意到,文明中心陆地表面上有大量较纯的金属。他们起初认为这些金属就是石头,结果发现它们具有普通石头所没有的韧性。随后发现,如果把它们加热,它们会暂时变得柔软,加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液化。因此,人们找到了一种原料,它象粘土一样,比石头更易成形。接下去就发现,不但能够找到较纯的金属,还可以在矿石中找到金属的成份,给含有色金属的矿石加热到一定程度,使其金属成份发生液化,潜藏的金属就会从矿渣中分离出来。最后一步就是发现,最丰富的矿石埋在地下。人类就这样发明了采矿技术。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冶金术至今已有将近6000年的历史。在秘鲁大约已有2800年的历史。它对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人类与他们唯一的栖身之地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冶金术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标准,但冶金技术的社会价值在于它带来了劳动的分工,在环境方面的代价则是逐渐消耗了一种稀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料。
  锻工和矿工是最早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全部劳动时间用于自己的行业,而不再象旧石器时代的猎手或新石器时代的牧人那样从事一切行当。结果在技术上出现了劳动分工。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是不同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而这又带来了一种道德问题——这种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也许永远不会得到解决。那么,根据何种原则将社会总产品分配给各个生产者阶层呢?总产品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劳动协作的产物,而他们各自的贡献却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能够将这些明显的不同体现在产品分配中,使每一方都认为公平吗?能否尝试创造一种公平的分配?谁强大,谁就占有最大份额,这是否正确呢?如果不正确,它是否不可避免?
  冶金的发明为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埋下了种子。“史密斯”这个曾经独具特色的姓氏就表明,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村庄里,人们把锻工看做是与其他村民不同的人,多数村民还没有参与专业分工。的确,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技术分工的萌芽。那时的人类懂得,不同的燧石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具有不同的价值。他甚至懂得开采最有用的燧石。但在发明冶金术之前,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某种行业,完全以交换为生,而无需直接参加为自己生产食物的村社基本劳动。
  冶金技术的发明所带来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对不可再生的稀有原料的使用。农民可以保证他的粮食和牲畜得到补充,因为这些都是动植物。如果不使大自然遭到破坏,生命自然会得到再生产。为保证驯化动植物的延续,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深谋远虑和自我约束。农民必须把他的收获物留出足够的部分,以便明年播种;必须留出足够的幼畜,以维持其畜群的数量。他必须有所节制,不去过份剥夺大地母亲。他还必须抵制诱惑,不去过量耕种,过量放牧,以免耗尽大地母亲的力量。
  如果农民能够如此深谋远虑、自我约束,大自然对农民来说将永远是富饶的。事实上,只要生物圈还适于人类生存,农业和畜牧业一旦发明就将永远发展下去。相比之下,冶金的历史,则是一部不断勘探新的矿产资源,以取代那些已被发现、并且已被用尽的资源的历史。金属是无生命的,人类所用去的部分,不能通过金属自身的再生产得到补充。煤炭等有机物的衍生矿物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榨取已达到如此的程度,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资源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
  在农业和畜牧业中,人类的技术力量与大自然的生产能力是平衡的。冶金术发明后,人类的技术能力开始对大自然提出更多的要求,在生物圈仍然作为生命栖身之地的整个时期内,大自然会无力满足这些要求。如果从未来20亿年人类生命的前程出发考虑过去1万年的人类历史,人们也许会觉得,如果人类没有发明冶金术,如果人类在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准后没有取得更高的技术成就,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更好些。如果人类在学会使用金属以前,制造工具的技术没有继续向前发展,那么,现在人口的数量和物质财富无疑要比现在的实际数量少得多。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将更加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不会面临把不可再生资源使用殆尽的危险。的确,坚硬的石头与金属一样是不可再生的,因为它是无生命物质,不能自我恢复。另一方面,它又比任何最常见的金属都丰富,似乎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我们的后代避免灭绝的唯一道路是重新回到使用金属以前的水平,那么,如果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停留在这个水平,他们的困难和痛苦将会比我们的后代少得多。
  在文明中心内,农业、畜牧业和冶金术最先发明于何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最先”二字,因为人们从来不能肯定某一项发明是在某时某地单独出现的。当然,一项发明在某时某地出现后,到处都可以采用。还有间接传播的形式,即所谓“刺激扩散”。看到或听到外地的发明,会激发人们以自己的形式创造一种同样的东西,而不是直接采用外地的发明。但同样一种发明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分别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明是人性的产物,而人性的某些具体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的特点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具有这些特点,只是每个人显示这种共同特点的方式不同而已。每一项发明的历史,都可能具有上述三种可能性之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确认,在某时某地出现的某种发明是一项独立的创造,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还是仅仅采用了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猜测可以带有几分自信: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农业、畜牧业、冶金术以及开采和搬运巨石的技术,都是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水陆运输中心地区——西南亚首次发明的。我们甚至能够准确地划定这一地区的范围。它不包括除半岛南角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在农业和畜牧业发明的时候,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其北部边缘即今天的叙利亚沙漠过于干旱贫瘠,无法提供驯化动植物所需要的环境。阿拉伯半岛只有南部的也门一角,由于风雨的浸润而十分肥沃。这一角落由于其他地区的干燥气候而与世隔绝,直到发明了航海船只、接着又驯化了阿拉伯骆驼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西南亚农牧业和冶金术的故乡也不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冲积谷地。在人类居住于此,耕作于此,将积水排干,使农田得到灌溉以前,这个地方不是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植物的栖身之处。这是一个芦苇丛生、河流交错的迷宫。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现在已经再次变成了沼泽。另一方面,最初发明农牧业和冶金术的地区除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外,至少还包括小亚细亚南部、伊朗西部和土库曼地区。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了一些谷类作物和牲畜。可能这里以前就有野生状态下的这类动植物。可能是来自西南亚的移民,也可能是当地的土著将这些得到驯化的动植物传到别处。这些土著居民采用了西南亚的发明,并由此促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并最终到铜石并用时代、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变。
  在本书写作的时候,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只是在西南亚和埃及的几处遗址得到发掘。正是在这些地区最早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生活。随着勘查的继续,对新石器生活的了解还会发生变化。一次次的勘查和发现已经使我们对它的了解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某些问题已经弄清楚了。这些已经探明的居民点是在大约公元前1万年(对杰里科前陶器时代居民点的估计年代)到公元前第五千纪之间出现的。除杰里科外,其他居民点出现小的年代是在公元前第七千纪或第六千纪早期。我们还了解到,从采集狩猎到农牧业的转变发生在有泉水流灌的绿洲,或是从山上流到山下的小溪冲积而成的肥沃的泛滥平原上。所有这种可以成为农田的地方都依靠自然灌溉。但这些遗址的高度和气候却有很大不同。杰里科地处低于海平面高度的谷地,具有热带气候;而位于小亚细亚高原的加泰土丘和位于伊朗高原的特佩塞尔科则每年都有一段白雪覆盖的时期。
  在泛滥平原和泉水流灌的绿洲上,耕作带来的土壤消耗得到大自然的补充。大自然堆积淤泥,恢复地力。这种自然过程使杰里科和大马士革所在的姑塔绿洲一直都很肥沃。然而,大自然的这种恩惠并不常有。发明农业的西南亚地区大部分处于少雨地带。西南亚的一些早期农业村社只能依靠仅有的雨水供水。雨水不能带来淤泥,因而仅靠雨水浇灌,农业收成很快就下降了。如果失望的农民知道,在不远的地方,还有未被开垦的土地可以安身,他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地力耗尽的土地当作一座采空的矿山。甚至在近代,从西欧移居北美的农民也是不断西进,旧大陆的俄国农民则不断向东开拓,其实他们的祖先早已掌握了不靠自然力量恢复地力的技术。这种技术只能是逐渐被发现的。在林地通过人工施肥开发定居农业的第一个步骤,是焚烧为种植谷物而砍倒的树木。具有肥力的草木灰使农民从清除出来的空地上获得一季或两季的收成。如果这些树木有足够的时间再次覆盖这块空地,这个过程就会一再重复。通过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一块土地可能每隔10年就重新耕种一次,如果耕作者有10块土地轮流耕种,他就能在有限的周期内全部耕作一次。最终解决从农业中谋取生计而无需时时迁居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向休耕土地施以牲畜粪便,而不用等待重新长出的树木提供新的草水灰。但是,在发现这种方法以前,农民们不得不时时移向文明中心中尚未开发的地区,就象探矿人一直到今天还不得不做的那样。
  同时,农牧业通过移民或重新耕作,从其最早的故乡西南亚逐渐分布到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纺织和制陶技术,随后又发明了冶金技术和开采拖运巨石的技术。我们会在旧大陆发现各种各样的地区文明,它们于不同的时代,在共同的新石器基础上兴起,又在不同的时代,从西南亚发源地向远处延伸。这是前文明时期文化的最后形式,但它们的这种扩张既不彻底,也不一致。
  例如,澳大利亚有一块前新石器时代靠采集食物为生的智人的保留地。他们成功地越过了大陆和澳洲动植物各种门类之间地理分界线。这些最早在澳洲定居的人和他们的狗是最早到达澳洲的非有袋目哺乳动物。他们的业绩是任何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所无法比拟的。直到公元18世纪近代西欧人“发现”澳洲之前,他们一直牢牢地占据着这块与世隔绝的领地。新石器时代的航海者成功地占据了波利尼西亚群岛,但直到他们遭到近代西欧民族世界扩张的侵袭以前6个世纪,他们才占领了面积最大的新西兰。
  在从西南亚发源地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已表现出种种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在形制和装饰上具有地区性的差异,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前面已经指出,陶器碎片是直观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标志。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陶器风格可能大都是当地人的创造,但人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黎凡特的灵感竟会在矗立于欧洲大陆地中海西部海岸和大西洋沿岸及近海岛屿的巨石纪念碑上体现出来。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到丹麦,从马尔他到英国的圆形石林都有这样的纪念碑。
  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欧洲的巨石纪念碑似乎比后来人们在这里建造的一切建筑都要古老。它们的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当时西欧正在走出新石器时代,经过铜石并用时代进入红铜和青铜时代。尽管这些建筑者是没有文化的,但这些建筑本身及有关的视觉艺术作品却无声地表明,这些石碑是为进行祖先崇拜和对一位母亲女神的崇拜而建的,在黎凡特也有这样一位母亲女神。西欧巨石与黎凡特的关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在西欧,巨石宗教与技术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顺着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延伸的。这就是说,它们处在欧洲最西部,距埃及和爱琴海最远的地方。在黎凡特,有些建筑比那些与它们很相象的西欧建筑的年代要晚些,而不是更早。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洛斯米来尔斯的蜂巢形古墓比迈锡尼的同类古墓早2000年;尽管圆形石林比埃及第四王朝诸法老的金字塔晚将近1000年,规模较小的洛斯米来尔斯砖石古墓却可能比萨卡拉的埃及第三王朝法老左塞的金字塔早好几个世纪。
  前文明时期文化最后阶段的差异甚至还表现在驯化动植物的原始技艺方面。葡萄、橄榄、无花果、李子、樱桃、桃、苹果、梨以及牛、山羊和绵羊,可能都产于西南亚,并在新石器时代得到驯化。但稻米、块根植物、柠檬和香蕉,以及驼牛、象和骆驼这些阿拉伯和中亚动植物,是在西南亚以外的地区得到驯化的。就我们所知,这些驯化之功可能都是完全独立地完成的,甚至不是通过西南亚的刺激扩散激起的。椰枣树可能是在闷热的苏美尔和埃及得到开发后被驯化的。文字记载的最早驯化阿拉伯骆驼的年代是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期。如果先知琐罗亚斯德名字的含义的确是指“拥有金骆驼”,我们所知道的驯化中亚骆驼的最早年代不早于公元前600年。
  至于美洲,来自亚洲的移民带来的唯一驯化动物是狗,他们在美洲驯化的仅有的几种动物是美洲驼、羊驼、豚鼠和蜜蜂。另一方面,产于美洲的植物得到驯化的数量与旧大陆驯化植物的数量相差无几。在近代西欧人到达美洲以前,美洲与旧大陆几乎没有一种相同的驯化植物。
  这似乎意味着美洲独立地发明了农业。如果我们得出这一结论,我们还能推测,秘鲁发明青铜(即红铜与锡的合金)也没有汲取任何从旧大陆得到的灵感。人们至今还在激烈地争论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是不是独立创造的。学者们可能很少否认美洲文明的某些成份起源于旧大陆,但多数意见似乎认为,旧大陆的成份只占很少的部分。从实质上讲,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明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移民的后裔在当地独立创造的。
  旧大陆最古老的文明的黎明期,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在这个时期,前哥伦布时代美洲文化可能已经迈出了驯化玉米的第一步。玉米后来成为他们的主要粮食作物,美洲文化也发展为一种与旧大陆不相上下的文明。在中美洲,在墨西哥高地普韦布洛附近考克斯卡特兰洞穴的一片大约公元前4000年的淤泥中发现过一些玉米棒,它们可能是野生玉米,但也可能是经过初步驯育的,这是走向驯化的第一步。在新墨西哥的蝙蝠洞一片大约公元前250O年的淤泥中发现的玉米棒,驯化的痕迹就更加明显了。这样,中美洲农业的黎明朝显然与旧大陆文明的黎明期同时,而比西南亚的旧大陆农业黎明期晚至少4000年。
  旧大陆的文化和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化沿着各自的路线向前发展。在旧大陆范围内,文明的黎明开创了一个地区差异不断增长的时代。在西欧人对海洋的征服将潮流推回到全球一致的状态,也推到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可能形成的全球统一的状态之前,大约已经过去了4500年。在本书写作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取得优势的决定力量正在进行一场坚强的后卫战,现在还难以预测,这场走向全球统一的运动是否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已经可以看到,现在人类生存的无情条件,就是整个文明的统一。它不仅是技术水准的统一,也是人类各种生活水平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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