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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2011年2月19日上午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朱力  

1.
09年7月24日,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部分职工因不满企业重组而在通钢厂区内聚集上访,反对河北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一度造成工厂内7个高炉停产,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被殴打,不治身亡。

他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图片 1

2.
云南孟连事件。该县勐马镇胶农因橡胶林产权归属一事多次与当地橡胶公司发生争执和冲突。7月19日,勐啊村5位胶农被警察强行带走,数百名村民手持器械,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察被围困达11个小时,2名群众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执行任务车辆不同程度损毁。

【社会现状】

  

3.
湖北石首事件。湖北荆州市管辖石首市一酒店内发现一具尸体,死者为酒店厨师,还留下一份遗书,因死因不明,死者家属将尸体停放在酒店大厅。事后两天,数千群众围观,阻碍交通,部分警民发生冲突,多部消防车辆和警车被砸坏。

我国仍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多发的特殊历史时期,日益复杂多样的人民内部矛盾,各种传统的、新型的社会治安问题等,仍然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其中,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也表现出明显的“体制性思考”特征,即使事件平息,对于政府的行政体制、公共管理方式的思考与争议仍余音缭绕,而由此引发的参与政治、民主管理的热情,日渐高涨。

  “结构箱”的形成表明特定地域空间中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些地方社会管理已经空洞化,基层政府已经丧失了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基础。“结构箱”中潜伏着的大量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为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大规模爆发埋下了隐患。

4.
伴着各地不断涌现的抗暴浪潮,出租车司机为生存而抗争的罢工运动也已席卷全国,自11月以来,重庆城区、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和广东汕头等地发生一连串出租车罢运事件,至12月1日,广州市区又发生1万多辆出租车罢驶,虽然当局事前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出租车司机待遇的措施,但被认为是“杯水车薪”,罢驶行动不断爆发。

来自各地主管部门的信息显示,当前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成为难点,一些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成为社会服务管理的盲区,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网络等新兴事物衍生的社会问题的有效治理还需进行制度创新。

  县域层面的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体社会管理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并不是因为县干部水平低,而是与县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解决问题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群众的法制观念薄弱有密切关系。县域是我国社会管理结构系统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可以说是政府管理大厦中的基石。与中央政府相比,除了国家层面的军事、外交职能外,其他的职能几乎都有。与乡级政府相比,县政更是一个微观的社会系统,县域层面的矛盾错综复杂,既有全国性的普遍的社会矛盾,又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具体的社会矛盾。县级层面的管理者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矛盾,他们无法空谈理论原则,要在实践层面解决具体问题,而诸多制度性的矛盾、政策性的矛盾,县域层面的管理者是无法解决的。

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针对这些问题,社会管理能否及时跟进、有效应对,能否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有所创新,不仅是对相关社会管理职能部门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通常都触动了当地社会最敏感的、最深层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是个体不满与社会不满的连接点、吻合点。县级政府要多考虑哪些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弥补社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

1.数量增多,规模扩大

【主要问题】

  

近年来,全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规模上千人的占较大比重。

对于当前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五大方面:

  县域易形成社会矛盾“结构箱”

2.涉及的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

首先,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还没有完全形成、确立;

  

参与的人员复杂,有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加: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第二,管理的体制、格局与现在快速流动的社会、快速变动的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的利益结构和人民的多元化的要求不相适应;

  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中最突出的矛盾,在经济领域是失地、失业,在社会领域是贫富两极分化,在政治领域是腐败。这些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重大矛盾源。但这些矛盾源并不必然会激化进而诱发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社会矛盾激化的地方往往具有地域封闭性及社会生态小环境的内部张力聚升等特征。单光鼐认为“暴力形式的事件多发生在中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如汉源、大竹、瓮安等,或者小乡镇,像湖南永州的珠山镇,云南孟连的勐马镇。这样的区域分布态势,也就提醒我们应该从暴力事件发生的区域,以及暴力事件行动者的身份去寻找事件内在的逻辑关系及动员机制。”近年来,县域群体性事件的升温正印证了这一特点。

3.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维权内容不同

第三,在机制上,特别是在维护群众利益、协调利益关系,群众利益诉求表达的矛盾纠纷调处的机制上有很多缺陷;

  在一个较小的地域环境中,如县域,公权力的行使与群众的直接利益密切相关,群众与政府的关系较近,对政府的关注度也相对较高,感受到的官民矛盾也更为强烈。由于社会建设滞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恶化、社会矛盾冲突的张力不断增强,老百姓深受社会矛盾困扰,无法逃脱这种社会结构性压力,仿佛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压力的无形的社会“结构箱”中。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挫折感、不公平感会变成对当地管理者的强烈不满甚至怨恨情绪。而这种情绪又无处发泄。这就相当于在一个“箱子”中,一方面怨气不断产生,另一方面怨气又无法排解,在箱子容量固定的情况下,“箱子”中的压力越来越大,当这种不断郁积的怨气形成的压力最终超过了箱子的承载能力,一旦有了导火索,那么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集体怨气的集中爆发。“结构箱”是各种矛盾发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其中不仅仅存在着普遍的社会性问题,同时,还具有一些特殊性的、地域性的问题。

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失地或受环境污染的农民要求维护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要求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要求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保护国家财产不能流失等。

第四,管理方式上,不太善于运用法律手段;

  

4.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

第五,在管理载体上有很大缺陷。

  社会“结构箱”形成中的共性因素

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极端或违法行为发泄不满情绪,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发生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有的甚至采取自焚、自杀等过激行为。

【解决对策】

  

5.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

要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时,主要应从五大方面入手:

  形成“结构箱”的经济条件:连续的侵民、伤民事件。在经济发展中,政府本应以保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公正为职责,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立场往往会产生偏差,不仅有基层政府对群众利益受损十分冷漠的情况存在,甚至还会发生权力与资本相结合、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以瓮安事件为例,2007年,瓮安以煤、磷、钼矿开采及加工为主的工业企业税收占到了全县财政收入的70%。矿产资源开发增加了地方GDP和财政税收,但开矿导致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则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政府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站在矿老板一方,为采矿企业发展提供各种条件,而对矿区群众的要求却一拖再拖:土地被征用后,农民的就业问题、搬迁问题、饮水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一直久拖未决。瓮安矿区政府、企业、农民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群众与政府走到了对立面上。一些基层政府背离自己的职能,导致官民关系、干群关系紧张,为诱发群体性事件埋下了深层的矛盾根源。而在县域环境中,这类群众利益受损的事件全城皆知,容易唤起利益受损者群体及其他群众的同情,产生与既得利益群体的集体性对立。

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虽然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因经济利益矛盾引发的,但有些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渐明显,有的带有政治目的。

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要学习发达国家有益的社会管理,特别是“社会治理”这些新问题、新举措、新办法。要动员社会多元力量,多元主体来共同参与社会化;

  形成“结构箱”的社会条件:混乱的社会治安。良好的社会治安是居民安居乐业最基本的需要与条件,也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但某些地区政府部门连最基本的安全保障都做不到。“警匪一家,治安混乱”是石首群众对当地治安的一致评价。石首群众几乎都可以感受到,当地赌场多、街头扒手多、盗劫案件多、没破的命案多、交通罚款和违规收费的多。警察利用其手中的执法权,介入到百姓的日常经济生活中,为自己谋取私利,与此同时公共治安则越来越乱。麻将馆成为当地警察“创收”的一个渠道,默认的规矩是,每张麻将桌每个月要向警察上缴500元,否则无法开业。还有一些警察对群众的态度相当霸道专横,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在警方已经失去了人民信任的背景下,石首警方处理案件时的任何判断结论都得不到群众的认同。瓮安县也是如此,基层公安机关的不作为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的共识。与石首相比,瓮安黑帮组织更加泛滥。黑帮为患的背后,是政府不作为,公安不得力。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瓮安,黑帮势力强大,在5分钟内可以召集几百人,公安机关处理不下来的事,他们几分钟就可以‘摆平’。黑社会势力向学校的侵蚀,也给当地青少年甚至部分学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很多学生迫于无奈,加入黑社会来寻找安全感。”治安秩序无法保证,社会各个阶层成员的反映就会特别强烈,并自然地将其归因为治安机构、政府的工作不力与无能。基层公安和群众之间的心理裂缝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真正危险。

二、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分析

其次,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善于从中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里面寻找资源,汲取智慧。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上都有东方文化、儒家文明相适应的一些独特做法,应该注意总结、挖掘,加以运用;

  形成“结构箱”的政治条件:堵塞的民意表达渠道。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疏导,并不总会爆发。但在某些县域,当地政府在处理群众与当地企业、当地政府的关系中,不是从群众利益出发,给群众合理的利益表达和诉求渠道,而是要么不管不问,要么用强制性的方式压制。例如,瓮安县田坝村组要求解决开矿挖断水源后的饮水和灌溉问题、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及整治矿区生态环境问题。这些要求长期没有得到回应,县政府突然通知村民们派代表去解决问题,但代表一去就被公安机关抓了,之后赶去讨要说法的村民代表,有的被公安人员打伤,有的当场被抓住并被关押。政府这种用专制方法惩罚村民代表的行为,等于堵塞了干群之间相互沟通的渠道,也失去了化解干群矛盾的机会,最终失去了民心。据媒体报道,“现在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主要的是少数干部作风不好造成的。一些地方的民风和社会风气,也与当地机关和干部的作风有着直接关系。据省信访局分析,在去年500多批次赴省集体上访中,因干部作风问题引发的近200批,占到了总量的近40%。集中表现为:制定政策没有充分考虑群众意愿,漠视群众利益;办事不公开、处事不公正,甚至以权谋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思想上不重视,工作上不尽心。”群众在制度渠道下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不满与怨气得不到疏导,只能够以极端方式发泄。

京佳认为,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有着十分深刻的时代背景,是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处于变革过程中各种现实矛盾、社会问题和体制政策缺陷的综合反映。当前,引发多发性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有:

再次,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减少行政成本,方便群众;

  

一是利益碰撞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当前群体性事件多数是由于利益冲突而引起的。随着体制转轨,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引起利益分配冲突,而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一些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随之显现;一些人采取非法或不正当的手段,危害群众利益和安全,突出的如非法集资、合同欺诈、私挖滥采、制假售假等等。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得不到及时解决,希望通过信访来表达利益诉求和改变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此外,还要加快法治建设、法律建设,加强立法工作。现在一些社会领域的立法是处于空白状态,一些法律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需要;

  在社会“结构箱”中县域社会矛盾的燃点低

二是部分基层组织化解矛盾能力弱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基层组织作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有效发挥作用,能起到“稳定器”和“安全阀”的作用。但部分基层组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注重政权建设,加上少数基层干部素质不高,不会管,不敢管,不愿管,上交矛盾、迁就照顾,驾驭复杂局面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弱,致使一些本该在当地解决的问题未得到解决,群众怀疑“软手段”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通过“硬方法”闹访表达诉求。

最后,要对各级领导干部加强这方面的培训,让他们有理念、意识,掌握这些技术和手段。

  

三是信访渠道不畅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间接原因。基于体制和制度上的原因,一些单位和部门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和建立科学的程序,迅速处理信访事项,未能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依法及时就地化解矛盾。

【三大要点问题】

  社会转型大环境积压的社会问题在特定的地域更为严重的事实,应引起关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失衡问题,而在小的地域范围内,这种利益失衡表现得更为突出,引起的地域性社会问题更加严重,更易为当地的群众所感知。在较为闭塞的“结构箱”中,群众的不满、怨气并非都是非理性的,开始他们对事件的评论、态度也是理性的表达,只是当他们感到诸多不公平事件在不断地累加,但却没有制度化的处理渠道,且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理性的认知才会转化为非理性的愤怒情绪,转化成一种社会的群体性负面心理,我们称作社会的结构性怨恨,表现为普遍的仇腐、仇富、仇警、恨不公的社会心态。导火索事件一旦产生,群众自然地会将事件归因为“结构箱”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当事件归因处理不公与“结构箱”中的社会问题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时,普遍蔓延的不满情绪一下子找到了聚焦点,在“结构箱”中产生“同频共振”。也就是说在宏观社会大背景和微观的导火索事件之间,中观层面的地方环境起到了连接和强化的作用,产生了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压力,成为整个社会管理结构中的薄弱地带。

四是部分群众的“闹访”心理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部分群众在反映利益诉求时片面强调个人利益,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理,以违法上访等方式给党和政府施压,完全不顾及其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

一、警惕“五大不公感”

  “结构箱”的形成表明特定地域空间中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些地方社会管理已经空洞化,基层政府已经丧失了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基础。“结构箱”中潜伏着大量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是社会性突发事件大规模爆发的隐患。在“结构箱”中,同质性的利益受损群体可能成为集体行动的主体。“结构箱”中的要素越复杂,社会成员心理不满意的爆发点的位置越低,即社会燃点越低。由于其解决问题的资源缺、机会少、能力弱,越是经济与社会地位弱势的群体遇到社会矛盾时,越是倾向于采用集体行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与发泄不满。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导火索是偶然的,但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条件是必然的。

三、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存在的问题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需要警惕以下“五大不公感”诱发大的社会事件:

  

我国在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中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效,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但京佳认为,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处置过程看,也暴露出不足,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分配不公感;

  解决县域社会矛盾的基本思路

一是情报信息收集网络不建全,缺乏灵敏、高效情报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基层组织尤其是基层综治维稳机构和公安机关缺乏一套灵敏、高效情报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对超前性、行动性、动态性、有实用价值的情报信息收集不多,有时难把握处置工作的主动权。

二是机会不公感;

  

二是有关工作人员责任意识不强,工作能力低。平时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流于形式,难以发现深层次的矛盾纠纷,对有重大隐患的群体性事件苗头难以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导致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

三是起点不公感;

  源头减压是指从产生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上着手,减少与化解社会矛盾激化的矛盾源。当前矛盾源减压主要是:一是利益矛盾源减压。利益矛盾源减压是指消除引起利益冲突的因素,这是治理经济型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在社会利益格局的激荡变化中,维权成为利益受损群体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给利益受损群体以利益补偿,消除他们抗议行动的动力,是一种治本的措施。二是政府决策减压。决策减压是指政府要减少因错误决策而引发的矛盾。有不少矛盾源来自地方政府决策的随意性:即决策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承受力,出台关系重大的民生项目时决策不科学、态度不慎重。不少经济型群体性事件,都是因为政府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和重大改革考虑不周或者估计不足而引发的。三是利益补偿减压。要花人力物力对利益受损群体补偿,对已经产生的利益受损群体,在政府财政中要有预算,作为化解该社会矛盾的专项基金。

三是处置预案不完善。有的部门制定的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预案不切实际,措施针对性不强,发现重大不稳定隐患,往往手忙脚乱,一时无法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突破口,致使无法有效控制整个事态发展。

四是参与不公感;

  “结构箱”的减压,即瓦解形成“结构箱”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清除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社会土壤。这样,即使产生了引发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导火索,由于没有支持的社会条件与群众基础,也无法形成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前引发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导火索主要有:外来人口与当地管理者引起的冲突;意外事件引发的冲突事件;交通事故引发的冲突;治安事件引发的聚众闹事;市容管理引发的冲突;群体械斗事件引起的冲突;群众与警察矛盾引起的冲突等。

四、对策研究

五是话语权不公感。

  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扭曲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社会结构性怨恨被点燃。要化解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首先要化解社会结构性怨恨,而要化解社会结构性怨恨则需要消除社会的结构性弊病。“结构箱”减压能够达到化解特定地域中群众的社会不满心态,消解引发骚乱的群众基础与社会的心理氛围的目的。

1.
加大社会公平政策的调整力度,确保利益格局基本平衡。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变革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转型、结构变动所形成的利益格局失衡是社会冲突加剧,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性原因。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大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分配、教育等社会公平政策的调整力度,通过制订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来解决因结构性调整而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维系基本的社会公平和公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这些不公感的情绪如果长期积累,就会降低人与社会、民众与党和政府、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度,甚至受这些情绪左右,进而让一些孤立的、个体的、局部的矛盾演变为大规模、群体性的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损害。

  

2.
建立健全利益纠纷调处机制,确保受损群体的利益救济渠道基本畅通。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在部分群体利益受损后,因正常利益救济渠道不畅通,经长时间的努力,其正当利益仍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应当通过改革完善司法援助、司法诉讼、行政复议,以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仲裁、公正等制度,建立健全能够充分保障弱势群体或受损群体正当利益的利益调处和利益救助机制,从而减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进而减少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从当前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来看,起因往往都很简单,甚至是一个民事纠纷,根本谈不上是社会矛盾,但最终却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性事件中的情绪因素要大于矛盾纠纷本身,一些参与者甚至是凭着感觉走到了事件当中,在情绪的发酵下积聚了破坏的力量。

  解构“结构箱”的几个建议

3.
建立健全民意表达机制,确保社会怨气得到有效的宣泄与排解。当前,由于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部分群体的相对被剥削感和不公平感增强,加之民意表达渠道不畅和政府在处置上的失当、不力或无能,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和地方党委、政府的怨恨正处于高度积累并且极易爆发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临界水平。事实也证明,我国目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社会泄愤事件或社会泄愤因素正在逐渐增多。因此,为减少和避免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应当建立健全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机制,让社会怨气得到及时有效的宣泄与排解。一是要继续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基层议事制度,增强通过协商对话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制度安排;二是要通过开通投诉电话,设立市长热线、市长信箱,改革完善信访制度、领导直接接待群众制度、与群众面对面对话制度,拓宽民意表达渠道,让群众通过正常的渠道和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三是要培育和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让弱势群体找到自己真正的代言人。

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从过去的静态变成了现在的动态。比如当前社会客观上存在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由于体制不同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差异,加剧了社会心态的分化。例如在机关退休的人员,比在企业退休的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要高,尽管国家已经多次上调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但差距还是很大,因此企业人员心中存在一定的情绪,生长不公平感。

  

4.
建立健全社会矛盾排查机制,确保将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开展不安定因素大排查,是超前落实防范措施,有效调处矛盾纠纷,防止事态递进发展的有效措施。一是要依托综治办或信访办,建立社会调查员和信息员制度,及时收集和反馈相关信息;二是要建立社会矛盾排查台账制度,对社会矛盾状况做到面上清楚,心中有数。

另外,垄断行业的高福利与其他行业形成鲜明反差,带来的是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公平感,等等。当情绪从个体蔓延到群体,从一个群体蔓延到关联群体,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必然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和一定的对抗性,一旦矛盾转化为事件,其带来的破坏结果也是严重的。

  第一,政治减压—治理腐败。政治减压是指政府通过及时治理腐败,减少当地社会中群众的结构性怨恨与愤怒。在治安型的突发事件中,常常会出现政府、治安部门管理失灵的情况,这源自于平时政府、治安部门权威的丧失,而权威的丧失来自于人心的背离。腐败并不是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直接原因,官员腐败是颠覆社会公正价值理念的最致命的因素,会进一步激化全社会的愤怒。及时地清理腐败能够消减社会的结构性怨恨与愤怒,增加地方党政管理者执政的被认同感与合法性。

5.
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确保提高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快速反应能力。社会预警机制是对社会运行状况发出信号,显示社会已经或即将发生无序现象的临界状态,以便引起社会管理者的注意,及时采取对策,使社会运行状况不再恶化的一套制度和方法。建立社会预警机制,首先要设立一系列与社会预警密切相关的社会指标:如物价上涨指数、失业率、贫富差距、城乡贫困率、重大刑事案件发案率、腐败涉案公务员比重、上访起数、幸福指数等等;其次成立专门机构,及时收集信息,跟踪研究社会指标和社会心态,对社会运行状况做出准确判断;还要建立预警分级管理制度、预警信息发布和反馈机制。

政府方面应该看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各群体最容易形成的共识。党和政府也一再强调,必须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护权益本身不是社会矛盾,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群体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第二,经济减压—杜绝伤民扰民。经济减压是指政府在发展经济中通过减少或杜绝伤民、扰民事件,尽量减少利益受损的人数,从而减少来自利益受损群众的抗议活动。在促进当地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减少或者杜绝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更要防止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及利益输送,尽量少侵犯、不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如在征地、拆迁中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在矿产开发、企业引进中注意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在企业改制、产业调整中,也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减少了经济领域的伤民扰民现象,就削减了利益受损群体,减少了经济领域的矛盾源,群众在经济上就没有搞集体行动的理由与动力。经济减压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它会使一大批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得到保障,消解其对社会的不满心态与反抗行为。

五、群体性事件对公务人员的要求

防止群体性事件升级的好办法,是尽快查清真相,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果断区分善意和恶意,善意表达要引导解决,恶意破坏要坚决打击。

  第三,治安减压—保障人身安全。治安减压是指政府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减少社会成员的心理不安全感。当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的时候,不仅是底层社会的群众感到不安全,中产阶层、富裕阶层也会感到不安全,因而在这一点上整个社会容易形成共识,进而对公安部门与政府失望,导致群众对政府在心理上不认同、在行为上不合作。保障社会安全,克服公共治安混乱,是减少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个环境保障与心理保障,它可以减弱社会中的仇警心态。

近些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全党同志要进一步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的能力,确保社会稳定和工作有序进行。京佳认为,化解各种矛盾,妥善解决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大局稳定,相关领导干部应注意以下几点:

二、激活社会资源化解矛盾

  第四,社会减压—减少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减压是指政府、媒体通过社会政策与舆论宣传,保障与提高贫困人员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抑制不正当致富、批评炫富行为,平衡各阶层的社会心态。使底层社会成员能够保有改变身份的希望,为他们创造改变身份的机会,特别是要让他们的下一代能够获得完全的义务教育,使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有能够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媒体对炫富行为要批评鞭挞,缓解民众的不满与愤怒。

一、直面现实——不回避问题。

目前,我们应对风险显然是有办法的,关键要认真运用。源头控制就是有效的办法。

  社会建设以和谐为目标,通过对改革开放前期产生的利益纠纷、利益矛盾进行疏导与化解,群体之间利益摩擦的诱发因素也减少、缓解了。通过社会建设,民生的基本问题解决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就减轻了,社会的结构性怨恨就会淡化、消解,社会心态就会向理性、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导火索事件就失去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基础。因此,社会建设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工作,是化解矛盾源的有效路径。

群体性事件一般是由改制安置、房屋拆迁、农民负担、干部作风、执法不公等问题引起的,一些领导同志对群众的呼声不闻不问,致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古人说:“善为政者,防于未然”。化解社会矛盾,贵在主动,贵在及时。回避的结果,只能使小事变大,简单变得复杂,人为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注重社情民意,直面现实,未雨绸缪,及时调查,及时处理,把问题解决在始发阶段,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比如说城市拆迁是当前表现较为激烈的社会矛盾之一,解决这个矛盾不是说所有城市都不拆迁了,正常的拆迁改造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但“蛮拆”、“任意强拆”等行为时常发生又不利于拆迁矛盾的解决。

  

二、沉着冷静——不激化矛盾。

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个领域内的风险就应该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比如一个城市动辄一年就要拆迁百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这个拆迁决策是如何作出的,拆迁补偿标准是如何确定的,居民是如何安置的,等等。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负责同志决不能害怕群众,躲而不见,一定要满腔热情地主动接待,靠前工作。以一种理智、宽容、忍耐的态度,尊重上访者的权利,让他们把话说完,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出负责任的解释和答复。万不可在群众不明真相时的火头上,动用公安干警当场抓人。

这些环节都需要给予认真审查,由于这个行为涉及公共利益问题,因此所在城市人大部门应该列入监督审查的事项,政府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人大可以依法否决政府作出的决策。挡住一个不科学的决策,甚至是乱决策,自然就从源头上挡住了一个诱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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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恪守承诺——不失信于人。

客观地说,这些年来,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整个社会矛盾的解决不能只有体制内的一股力量,需要激活社会各个层面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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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上访是为了使反映的问题得以解决,想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接待上访者,必须耐心倾听,找出要点,根据问题的性质,解决的难易和自己的职权范围作出答复。接访工作最要讲诚信。凡经过缜密思考和集体研究决定的表态、承诺,一经作出,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必须坚决兑现,不能有丝毫大意。

三、以好的预期疏导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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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慎审果断——不留后遗症。

毫无疑问,建立一个和谐、有序、安宁的社会,是各阶层、各群体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当前,要看到这是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大思想条件。

许多社会问题不是孤立的某件事,可能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涉及法律问题,又是经济问题,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必须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依据法律法规,依据国家政策。总之,处理具体问题要有利于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既全面慎重,又干净利落,不留后遗症。

应当从三个方面去整合社会认同和积聚和谐力量。

五、尽职尽责——不半途而废。

(1)在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引导社会各方面生长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从大的方面讲,解决一个全局性的矛盾,就要完善一批法规制度。

有些重大复杂问题的处理,因受条件的限制,有一个逐步解决的过程。既然接受任务,就应以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一抓到底。越是困难,越在关键时刻,越要坚定信心,任何畏难退缩,都将导致前功尽弃。

比如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就是要通过税收、财政分配等政策性措施来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而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培育社会正确的财富观点、正确的价值观和平和的社会心理,遏止“仇富”或“仇穷”社会心理的生长。

(2)决策过程中“少一些替民作主、多一些让民作主”。各级党委政府处在决策的高端,有天然的决策优势。另外,党委政府本身有一套决策机制,有理由相信党委政府具备较好的决策能力。

但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决策,涉及复杂事项的决策,涉及多种利益冲突的决策,社会的期待是要公开透明,有序发动社会各群体集思广益,要允许讨价还价,要允许坐下来进行谈判,等等。显然,当前这方面的努力与社会期待还有不少差距。如何把决策变成和谐因素而不是矛盾因素,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气。

(3)用好的预期去疏导社会情绪,把社会矛盾的燃点拉高。整个国家和社会朝哪个方向发展,阶段性的目标是什么,困难是什么,人民群众可期待的生活是什么,这些都构成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共同预期,预期是正向的,社会情绪和心态必然就会趋向平和,但预期如果是相反的,那么社会的情绪燃点必然就会很低,社会心态也难以整合。

应该说,当前的社会预期是正向的,所以社会风险总体可控可解,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关键是要利用好这个条件,为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多做打基础的事,少做留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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